10/9 C-CLUB 演講 #傳播研究專題討論

「國家發展只能徵收土地？--我的學術與實踐」

都市計畫是國家發展的重要一環，城市發展理當讓社會有更好生活，但卻也損害了部分民眾的權益；現有的土地徵收方式引來不少爭議，甚至造成了諸多迫遷案例，兩者之間，可能取得平衡？有可能共好？

土地與我們的連結是什麼？又該如何從自身經驗尋找答案？政大地政系退休教授徐世榮長年關注國家發展與土地正義，將所學專業化作社會行動，次次尋找人民、政府、居住間所存在的問題，這一次他將與我們分享，他是如何透過學術與實踐的結合，表達對於議題的關切，並讓知識成為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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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徐世榮/政大地政系退休教授

日期 ：10/9（三）

時間 ：14:00 - 16:00

地點 ：社科院 R227

歡迎踴躍前來聽講！

 

✯ 當日演講文字紀錄 ✯

紀錄: 詹棣文、朱雯瑜、朱珍儀

本次的C-Club演講邀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退休教授徐世榮主講。徐教授持續透過臺灣居住正義關懷聯盟為社會弱勢發聲，專注於解決土地掠奪和家園迫遷之問題。他首先回顧自身學術歷程，受到美國教授的啟發，萌芽出對社會脈動與弱勢的關心，起初在報章雜誌撰寫土地關懷文章來達到社會實踐，後期更是投身於社會運動之中，為土地正義發聲。徐教授回顧了他教書生涯之中的土地徵收案例，深入剖析政府浮濫收購土地之行為，揭露土地徵收背後隱藏的權力黑幕，他以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出發，分享如何結合學術與實踐，表達對土地與社會議題的關切，並呼籲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共同關注土地正義和居住正義，去聆聽土地和居民的聲音。

 

政府要，你就逃不掉

這是徐世榮教授對苗栗大埔案的開場介紹，政府以擴建「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為名，強行拆除公義路與仁愛路交叉口上的張藥房，激起了群眾的憤怒。同年9月18日，張森文失蹤，最終被發現死在住家附近的排水溝。臺灣過多的土地徵收案導致國內難民（Development-Induced Displacement, DID）的產生，他說：政府往往以「開發」之名，行「掠奪土地」之實，強迫人民離開他們的土地和家園，致使其生活與生命造成嚴重衝擊。而苗栗大埔案僅是臺灣土地徵收與強制拆遷房屋事件中的一個縮影。隨後，徐教授逐一列舉各地的土地徵收案例，從北部的新北淡海新市鎮二期案、中部的中科四期彰化二林相思寮案，到南部的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案，無不展現出受害民眾的抗爭及他們的無助。在這場由政府主導的「發展」中，無論基於何種理由，人民始終無法逃脫被迫遷移的命運。

 

開發計畫？謊言計畫？未實現的承諾

臺灣的土地徵收制度存在諸多問題，徐教授一一拆解這些可怕的「開發計畫」與「公共利益」的宣稱，揭示其背後所隱藏的黑幕。首先，在歷史脈絡上，威權時代下的土地改革政策使政府養成不良習慣，隨意地控制人民的土地。其次經濟因素，在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中，經常以增加就業人口和年均產值的「預測」作為名義，將預測視為事實來進行徵收，但實際執行卻無法實現。此外，在財政因素上，由於農地不課稅，政府透過變更土地使用計畫，不斷將農地轉變為都市土地，抬高土地價值瞬間飆升，助長不當徵收的風氣。而政治因素同樣不可忽視，地方政治與土地開發緊密相連，許多地方派系的事業也與土地開發息息相關，土地變成了有權者的炒作工具，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更是成為政治利益交換的場域。政府透過華麗的詞藻，描繪了龐大的願景，卻沒有實現，反而讓居民流離失所，最終剝奪了人民的基本人權，在這些「開發計畫」的背後，隱藏著的是無數家庭的悲劇與無奈。

 

祛除權力黑幕

徐教授談及，土地徵收要經過必要的前提條件，包括法律規定、增進公共利益、必要性前提、比例性前提、最後不得以手段與完全補償及安置這六項，但臺灣的土地徵收制度往往直接跳過前五項要件，僅以金錢補償作為唯一的正當性依據，導致人民的基本人權與土地權益受到嚴重侵害。他亦強調，公共利益的定義必須明確，並且要透過正當的行政程序，例如資訊公開、公民參與、聽證會和審議式民主等方式來決定，透過不斷地論述和行動來重新定義，而非由少數人或特定團體來決定，如今公共利益定義已被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扭曲，形成權力黑幕操控意識型態的局面。徐教授特別提到，權力黑幕涉及了權力的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為所有民眾皆有公平參與的權力的「公平競爭」，第二為有權者建立法規排除弱者形成「制度性的排除」，最後為有權者創建意識形態，對權力弱者進行「霸權宰制」。

 

安身立命的家，並非商品

徐教授提到土地具多元屬性，包括生存的依托、孕育環境生態，甚至獲利的商品，其多重意義不容小覷。然而，當政府將土地視為交易品時，卻忽略了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的保障。土地徵收不僅是涉及金錢補償的課題，更攸關生存權、人格權、自由發展和人性尊嚴。人民基於《憲法第15條》財產權應予保障，國家應該遵循「最嚴謹」的程序來進行徵收，因為土地承載著我們的生活和尊嚴，是我們的家，而非單純的商品。確保人民的財產權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尤其在面對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和偏頗的法律時，受迫害的社會弱勢群體需要發起自救，主動向外傳遞他們的困境和訴求，勇敢地表達反對意見，展現公民不服從的抵抗權，這些行動並非自願，而是他們被迫走上街頭，為了捍衛屬於自己的「家」。

 

學術界的責任：在地知識與民眾聲音

針對學界，徐教授認為臺灣學術界過度強調實證論，意識形態、知識、法律制度都過於主觀，法律是有階級性的，站在有權者和掠奪者那一邊，也是讓土地徵收背後的權力黑幕滋長的原因，應以歷史論的觀點出發，強調將事實和價值分開，並重視個案的獨特性，此種知識非透過預測獲得，而是透過想像力、解釋來創造不一樣的未來，並積極倡導在地知識和庶民觀點，以行動支持社會弱勢群體。他鼓勵受迫害者要勇於發聲，爭取自身權益，並呼籲社會大眾共同關注土地正義議題。徐教授的演講不僅揭露了土地徵收制度的弊端，更為臺灣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反思。

 

✯ 問答Q&A ✯

Q1：老師好，我之前蠻常看OURs的一些想法，他們說他們早期開始在無殼蝸牛運動，強調財產權這件事，到後來他們開始強調居住權，從財產權到強調居住權算是一種典範的轉移嗎？想請問您怎麼看待OURs強調居住權，這是他們的策略上的選擇嗎？還是覺得他們其實就像您講的用徵收來的土地去建設，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

A1：我認為財產權和居住權兩個並不衝突，但現在OURs走的路線讓我感覺，為了要居住權要國民住宅，而放棄財產權的部分，這是我們觀點最大的差異。我覺得財政權還是要保障，在保障財產權的情況之下，我們還是要努力來興建社會住宅。其實我們的國有土地很多，全臺灣地區分之二的土地其實都是屬於國有的，那國有土地為什麼那麼多，都是從日本殖民者那邊接收過來，國有土地又分為公用和非公用，難道不能夠先從這些國有土地處分和買賣嗎？先從公用土地來提供社會住宅的需要，如果不行，再從非公用的部分想辦法。我們不能侵害一部分社會弱勢的權力，成全另一批社會弱勢，像是在輪迴。

 

Q2：老師您好，我之前從書上才知道原來土地開發有其他方式，那時候有提到徵收是最後一步，那在徵收之前我們可能還有其他更好取得土地的方式，老師您認為哪種方式是較為妥當的，比較有兼顧居住正義或土地正義的形式來去取得土地進行開發？

A2：其實政府可以慢慢的去進行土地的收購，像是我在美國就讀德拉瓦大學時，許多研究中心都分布於各個downtown中，學校會經由向私人（地主）購買土地與房屋，由此方式擴大學校規模。並且我即使生活在美國東岸精華地區九年，在我的生活周遭，沒有發生過一起土地徵收案。但在臺灣，我們都很少自己出錢去買地，我覺得不應該仰賴政府徵收，在土地低價時，就可即時進場規劃收購，或者運用土地交換的替代方式，沒必要每次都動用到「徵收」這種最強烈的手段。

 

Q3：您有分享到在美國讀書受到老師影響去關心社會，想要請問當您回到台灣開始教職後，有什麼影響您的學術研究或是社會實踐上的轉折嗎？

A3：剛回來臺灣時我對臺灣還沒那麼熟，當副教授的十年，對社會實踐的作法就是寫文章，所以我寫了很多文章、短文。後來對情況熟悉後，影響我最大的事情就是苗栗大埔案，因為我與當地人都是很好的朋友，張森文大哥本來原來一個好好的人，到後來生病，我們送他到臺北的新光醫院，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進入精神病房，他出院也是我載他回家。當你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會去自殺，那個衝擊實在太大，而且不是只死他一個人，這十幾個案例裡面都有死人，因為土地就是他們的家，尤其老人家更受不了。一開始是寫文章，後來刺激我最大的就是苗栗大埔的張大哥，所以我才有很大的改變，他一直在問我一個問題：老師我又沒有犯法，為什麼他們都針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