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有保存期限嗎？

扮演接連過去與現在的拼圖，每一篇新聞除了紀錄著社會的成長，也讓歷史記痕不再斷裂，然而，倏忽即逝的新聞，跳脫出大眾媒體的時效性與框架後，去哪了？

在多元媒介的助長之下，新聞的保存與傳承擁有了棲身之地，集體記憶能被次次回溯；人民的聲音正被反覆歌頌，在堆疊與探索同步進行的廊道中，存留的文字、圖像、影音，默默地為新聞學研究向下扎根，同時與社會、文化、政治等領域，產生多層次的互動關係，看似抽象的媒介，實質上卻一直是日常熟悉的光景。

這一回，中正大學傳播學系黃順星教授，將帶著新聞與媒介學的專業背景，一同與大家搭載時光機，回看新聞史的起源與構建，並分享他近期對於新聞的觀察、研究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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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媒介記憶與新聞史

講者：黃順星/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日期：05/14(三)

時間：14:00~16:00

地點：社科院R227

 

 

✯ 當日演講文字紀錄 ✯

紀錄：洪禎、王翔宥

　

 

一、史料的侷限與潛力
台灣新聞史研究面臨的兩大難題：一是資料缺漏與數字自相矛盾，例如《美麗島雜誌》發行量在不同文獻間差距甚大；二是威權監控檔案雖帶有系統性偏誤，卻因保存完整而成為補洞關鍵。

以調查局對黨外刊物的監控報表為例，示範如何藉交叉比對推估真實財務壓力，並說明政治檔案意外成為「未預期的後果」——幫研究者復原新聞產業經濟面。

二、重新檢討「英雄／輝格」史觀
檢視傳統新聞史常見的英雄史觀（聚焦少數領袖）與輝格史觀（將報業視為民主進程的必然推手），兩種敘事易忽略底層工作者與資本權力，呼籲借鏡文化研究「民眾史」轉向，讓冷門材料與小人物經驗浮現。

三、Carey 的「傳播儀式觀」
理論層面，使用Carey 的傳播之「傳遞觀」與「儀式觀」：閱讀本質上是一場想像性共在，讀者透過新聞想像「還有別人正在同感」。日常新聞其實是各種敘事的大雜燴：從國際政治到「小龍女偷撕案」皆共構公共文化，研究者應拆解這些類型背後的價值框架。

四、媒介事件與現代儀式
在探討「傳統儀式崩解後的替代性」時，以 Katz 的「Media Events」與 Couldry 對「媒介儀式」的再批判，強調直播奧運、總統就職乃至熱門影集最終回，都能營造「神聖時刻」。然而儀式不必然整合社會，北京奧運聖火傳遞即因抗議而成「幻想破滅型」媒介事件，提醒我們分析背後權力編排。

五、真實╱虛構的交叉與感覺結構
《慾望城市》《天才老爹》到韓國光州題材電影《計程車司機》等案例說明：無論紀錄片、劇情片或改編小說，只要被大眾循媒介反覆接收，皆會滲入集體記憶，形塑世代的「感覺結構」（Raymond Williams）。因此研究新聞史不能只檢驗「事實正確」，更要追踪虛構文本如何重寫歷史想像。

六、數位載具與記憶生態
談到當前挑戰，他指出臉書動態、線上策展與 AI 生成影像正大量改變史料的「存取門檻」與「偏見分布」——立場新聞下架、蘋果日報關站等案例使研究者需面對記憶「瞬間蒸發」的風險；而誰有資源上傳老照片，也將影響未來人對今日的集體記憶輪廓。

七、公共文化視角的研究路徑
在方法論層面，建議從「公共文化」而非「公共領域」切入：一手把史料深耕至民間日常，一手擴充文本範圍至影視、流行音樂與線上迷因，如此才能捕捉八○年代社會力如何同時驅動街頭抗爭、大甲媽祖、飆車族與六合彩。這種跨文本、跨媒介比較有助於挖掘台灣獨特的感覺結構。

Note:

對於新聞史來說，最重要的是他亦真亦假的時間脈絡，而不是區分真偽，媒體的公共領域上，眾人們的所見所聞可能反映著少數菁英或權力掌握者所想要呈現的一種「二級傳播」或「楚門秀」。但閱聽人在看著這場楚門秀的同時，他們相信嗎?楚門的日常是否反應閱聽人所想像或渴望的生活?抑或是說，閱聽人有意識到自己像楚門一樣，正處於被媒介事件所蒙蔽的社會?

儘管楚門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虛假世界，但這又何妨?虛假世界對楚門來說是一個桃花源，儘管媒體為了不讓楚門逃走而在他的記憶裡面限制了他，最後就算回到了現實世界，楚門依舊是楚門，或許還是會說 : Good morning, and in case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

楚門秀本身也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宛如俄羅斯娃娃一般，現實世界是否為另一種被呈現的媒介事件?既然空間上的情況是這樣，更應該被關注的是所有事件在時間上的互動與變化，而不是探究它是否為真假。

值得省思的地方是，楚門除了對逃離虛假世界的恐懼外，虛假世界給予他的一切是這麼美好，但那是對於楚門而言，同樣是從虛假世界逃逸，美夢和噩夢還是不同的，舉例來說，Deepfake的性愛影片在某些閱聽人眼中，他是否是真假並不要緊，他們看很爽，但對於被換臉的人來說就不是這麼一回事，況且現在的社群媒體並不是單向傳播或是沒有時間上的斷層，去揭發一個有害的媒體事件仍是要去做的事，三國演義是無害的媒體事件，我們只需看他的脈絡，但水門案卻是有害的，這點卻應該要執著。

 

✯ 問答Q&A ✯

Q1：媒介檔案如何形塑我們對過去年代的「感覺」？

A1：網路上流傳的老照片或影像（例如張哲生整理的西門町相片）能「復活」甚至「製造」世代記憶。研究新聞史的重點不在還原唯一真相，而是觀察 2020 世代如何透過 1970 年代的視覺符號、戲劇改編，拼貼出他們的時代想像。

Q2：不同報紙報導同一事件，值得做比較研究嗎？

A2：絕對值得，但數位化門檻不低。以八○年代匪諜新聞為例，官方色彩濃厚的《中央日報》用「不忠不孝」等措辭；而社會新聞見長的《聯合報》則在死者服裝、遺書等細節上大肆渲染。北部《聯合報》與南部《民眾日報》報導美麗島事件的基調亦迥異。唯有對照異質文本，才能看見權力如何「寫」歷史。

Q3：影視作品刪改史實，研究者如何抓住主脈絡？

A3：集體記憶是流動的。《新三國》刪掉曹操盜墓橋段，只是最新演繹。研究者應做「後設分析」：追蹤誰、在何時、為何要如此改寫，並描繪敘事如何隨政治氣候「左轉、右轉、回頭」，而非執著唯一正典。

Q4：社群媒體時代還有「全民共享」的媒介記憶嗎？

A4：共感並未消失，只是從「全家守著電視」轉到「人人盯著手機」。反送中直播、世足決賽 Reels 仍能瞬時凝聚注意力。挑戰在於如何在碎片洪流中，重建新的「文化公共領域」。

Q5：新聞史學者在數位洪流中的不可替代價值是什麼？

A5：以三句話作結：「挖細節、補結構、講好故事。」
未來更需結合 AI 與跨媒介工具，才能在演算法主導的環境裡，持續追蹤「記憶」的發芽、遷移與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