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與報導，可能為他人帶來力量與重啟的機會嗎？

呼應著課程主軸「跨域」，跨域不只停留於領域之間的碰撞與移動，更能指涉著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所交織、互動的過程。本學期最後一堂的Ｃ-Club，再次將傳播回歸到觀察、溝通、省思與行動力，以文字與新聞媒介作為工具，我們如何實踐與關心身邊的「正發生」？

譚蕙芸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同時也是《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人物專訪、長篇文章作者。過去她對於人權與社會的關懷，受到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香港外國記者會及香港記者協會聯合舉辦的人權新聞獎「報章特寫大獎」、「評論和分析大獎」的肯定，同時著有《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一書。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每個人的專長與興趣都能在跨域間找尋意義，譚蕙芸揮動著屬於她的筆觸，書寫著她所關心的議題，她是如何從發現、感受到講述完整的故事？又是怎麼將這些故事帶入到大眾眼前？我們一同來聽聽，屬於她、文字、和筆下人物共同完成的精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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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不賣慘，可以嗎?」：報導底層人物的可能性

講者：譚蕙芸/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日期：05/21(三)

時間：14:00~16:00

地點：社科院R227

 

 

 

 

✯ 當日演講文字紀錄 ✯

紀錄: 林羿蓉、朱雯瑜

　

導言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譚蕙芸以捐款廣告為例，帶領大家進入對「貧窮」的反思。廣告常常利用畫面塑造出孩童可憐的形象，讓大眾因為愧疚心理而捐款，這種將底層人物刻畫為「可憐的等待者」，其實是忽視了他們在困境中展現的主動性、生存意志。

為了探究真實的貧窮樣貌，譚蕙芸親赴印度垃圾山社區，觀察當地居民生活環境。她發現即便是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中，生存仍需「成本」與「資本」——包括容器、水管、體力等，能成功搶水的其實並非最弱勢者，而搶到水的人還會將水在以高價販賣給無法出門的老人，這顯示底層社會更深層的剝削，而這並非邪惡，而是人性。

譚蕙芸強調真正深入的報導，不應停留在表面，而需同時呈現三要素：一、客觀的不幸處境，二、當事人的能動性，三、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以「天水圍單車媽媽之死」為例，譚蕙芸發現從單一個人事件，發現結構性的問題，並發掘造成事件的原因包含道路設計不佳、香港經濟低潮對基層家同的壓迫。新聞不應該只停留在「賣慘」，而是應該揭露真實，誠實的面對底層人物的處境，才能避免扁平化生命，讓新聞真正能揭露社會的真實。

經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譚蕙芸曾在報社工作，主跑社會福利線，主要關心底層人物議題。而後輾轉到新聞電視台工作，她認為電視台，是對抓新聞點反應速度的訓練，因深受截稿時間限制，電視新聞就像是茶餐廳一樣，快、狠、準。後來她因個人因素，結束電視記者工作，30多歲時，選擇到學校教書，主要開設課程是人物特寫。

 

「貧窮」是什麼？  「絕望」讓你更主動

譚蕙芸以常見的善心捐款廣告舉例作為此演講的開始，「只要1200塊，可憐的男孩就不會再飢餓」，廣告畫面陰暗，還有蒼蠅在男孩身旁飛，廣告呈現方式讓觀眾感到內疚，進而捐錢給單位。以這案例帶出，對貧窮地區人們的想像，刻板印象中底層人物是被動的、無辜的、等待救援的。但實際上果真如此？促使她想要尋找，「貧窮」，到底是什麼？

      譚蕙芸抱持這樣的疑問前往印度，透過當地教會安排前往「垃圾山」，村民就在垃圾中生活，因環境污染嚴重，導致村裡孩子們都有殘疾，沒有乾淨的食用水，而當地政府會派水車到村裡提供水源。當水車一到，村民一窩蜂衝向水車「搶」水，看到此景，譚老師指出，而這樣的情形，他們並不是「被動的」，用吃奶力氣非常「主動」跑去搶水。不可忽略的是，裝水也需要「成本」！需要容器以及水管，要擁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工具，不僅如此，身體健壯也是成本之一。譚蕙芸表示，當只是安靜坐在那觀察，並不會發現背後的結構因素。有些人連這些搶水的工具也沒有，甚至無法出門，搶到水的人，已經不是最弱勢，而這些擁有水的人，會剝削生活更加困苦的人，這不是邪惡，而是「人性」。

為了活下去的能動性，人跟人的狀態，並不是教科書所說的「孔融讓梨」，窮就是絕望，絕望，讓人更加主動。也是譚蕙芸認為底層人物報導的關鍵，作為一名記者，不需去美化，更不需要煽情。

 

底層人物只能慘？  勿掩蓋人性 落入刻板印象陷阱

在新聞報導中，底層人物報導形式最常見的就是，當事人被簡化為「可憐的悲劇」。然而，譚蕙芸指出，真正深入且有力量的報導，應掌握三大要素：一、呈現客觀上的不幸，二、提煉主角的能動性（agency），三、揭示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譚蕙芸以自身實際採訪經驗說明，強調記者不能「想像」底層人物的生活，而是要透過實地觀察與誠實發問，反思自身所見，去發掘當事人的主動性，無論是善的主動性或惡的，因為他們是人，而不是物件，更不是「等待被拯救」的可憐人。

在「天水圍單車媽媽之死」的新聞事件中，一名基層婦女騎腳踏車上班，途中不幸遭遇車禍身亡。當時事件發生後，其他記者沒有持續跟進，而譚蕙芸決定親自拜訪死者家屬，並騎上那條「死亡之路」。她發現那段路，非常狹窄、違停嚴重、重型車輛頻繁進出，是非常糟糕的道路規劃，並找出香港對於城市規劃的失敗，這一結構性問題。此外，還有另一問題是，當時香港經濟陷入低潮，當事人必須出外工作以貼補家用，種種問題環環相扣，才釀成悲劇。譚蕙芸表示，她的死亡不是單一的不幸，而是整個社會規劃不良的縮影。

譚蕙芸指出，若選擇將新聞寫成「賣慘」，是對結構性問題的忽視，且不尊重當事人的生命。新聞，不是單純呈現個人悲劇，而是從中看見制度的漏洞，從個人的死亡中，照見整體社會的病灶。這樣的報導方式，才是真正尊重底層人物的生命經驗，並且是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中掙扎求生的「人」。這類新聞若報導僅止於「她是個好媽媽，好可憐」，其實是平面化了當事人的生命，是最差的新聞寫法。這樣的敘述方式，只會讓觀眾感受到悲傷，卻無法理解背後的結構性困境。對此，譚蕙芸反問道，難道死之前不是好爸爸好媽媽了嗎？

 

政策與人味故事的距離？ 語言只是「工具」先把人當人！

譚蕙芸不僅關心香港也非常關心台灣情況。她發現不僅是在香港，台灣也很多大學生會關心無家者的處境，但尚未受到社會歷練的人，關心無家者是很彆扭的，且難免有獵奇的心態在其中。無家者是社會上最底層的人，難免會有許多複雜的社會結構問題，以及個人問題在他身上，而對於年輕學生現階段是無法理解，且無法用同一種言語溝通。

       無家者是以男性為主的群體，譚蕙芸透過社工協調進而採訪。他表示對於關於無家者的報導，不需表現太過虛偽，要明瞭這個社會的運作方式。雖然「善良」很重要，但新聞是反映社會真實的。譚蕙芸講述在2012年時採訪深水埗無家者被沒收家當事件，發現「說話」是長久訓練的技巧，身為記者接受採訪專業訓練後，卻忘了最直白的話怎麼說。當無家者在訪談中，無法用完整語句回答，多數記者責怪無家者沒素養，但其實，問題是出在記者身上，因過度依賴語言工具，但語言只是一種符號而已。

在訪談無家者的過程，首先可以透過談論眼前可看到可觸摸的東西，像是時尚潮流雜誌中，會詢問路上身上有什麼配件，但很多人卻沒有想到可以詢問無家者。譚蕙芸表示其實這是很深層的歧視，因為打從心裡認為無家者的東西無聊，且可以想像。而在寫新聞的過程，不需有過多的價值取向評論，只需要把看到的真實情況陳述出來即可。常見關於無家者的報導都會選擇不公開名字，且表現方式都是比較無助、黑暗的，但譚蕙芸則拍下受訪者的笑容，並打出他們的姓名與年紀，她說這是對他們的尊重，不賣慘也可讓大眾關注。因無家者在街上生活，也有「生活感」。

譚蕙芸在採訪無家者過程中發現他們的生活感與能動性，因家當被收走，而他們用雨傘架當作拐杖，用透明塑膠杯喝酒，看起來就像用玻璃杯喝酒，或是偷電看電視以及有一套西裝，這讓譚蕙芸覺得新奇，為何對於這件西裝如此珍惜，還會特別送乾洗，而那位無家者回答他：「我去逛街的時候要穿，去油麻地跳舞是出街」。對於無家者來說也有地域性，這裡是生活的家但到了油麻地則是跳舞逛街所在。

    好的報導，絕不是向讀者說教，也不要二元對立的去看事情，且不需把人性掩蓋，刻意把受訪者變成刻板印象中的樣子。譚蕙芸又舉了一名「公車媽媽的故事」，這名母親因智能障礙的兒子沒有牙齒的關係，帶兒子搭公車都會被認為是「變態」、「怪人」，甚至有年輕女性會感到害怕，但裝了假牙後，變成了一名帥哥，旁人不再對兒子感到害怕，這名媽媽終於帶兒子搭公車。從公車媽媽的個人故事，帶入了智能障礙牙科的議題，從搭地鐵以及公車與讀者聯繫，而不是單純訴說教養智能障礙兒子的辛苦，因並非每位讀者都會認知智能障礙者的困難。

 

結論

綜合譚蕙芸的經驗與觀點，新聞報導的價值不在於煽情敘述或快速生產，而在於是否能真實描繪底層生命的掙扎、能動性與被忽視的社會結構。只有「把人當人看」，新聞才有可能成為社會理解的橋梁，而非將底層者再次物化的工具。

 

✯ 問答Q&A ✯

Q1：記者在撰寫新聞報導到發布的過程，其實是會有時間壓力的，像我自己要花這麼長時間區接近、了解無家者，如果真的要放在記者這個行業的話，要怎麼樣解決，或是有更好的辦法？

A1：會有跑線的，傳統新聞採訪會有導跑線，起初一兩年也所有新聞你都跑，那後來理論上你應該是專注ㄧ條線，就是希望你在內部會建立了一些人脈。

 

Q2：我家附近有一間醫院，然後有一個街友睡在旁邊，有一次和他聊天他說他東西被偷了，我想知道怎麼去相信街友的話？

A2：如果他旁邊有同伴、鄰居可以確認一下，但是如果你沒有要把這件事作為故事紀錄出來、再呈現，他說不說謊也沒差，你也不需要把自己卷進去，像很多街友有精神病或是有什麼問題，所以你也不太能用正常的角度去評論。我常常和記者說有可為和有不可為，有一些人不適合報導，像是Metoo也是有些人情緒很激動，你如果去報導你會把自己陷入一個複雜的情況，有些記者會和示威者關係會很複雜，讓自己走不出來，所以我有時候會說要當一個無情的記者。

 

Q3：我們一直覺得香港受到英國專業化很高，所以香港新聞、自由是非常好的，所以19年的反送中運動，記者引導到這個運動裡面是一個特例，所以像您剛剛講的你還是會和受訪者有一定的距離，所以19年算是一個反常嗎？

A3：我這麼多年採訪這麼多底層人物，我曾經也是非常熱情的少女，但是我給我主管罵過，他說你這樣下去乾脆不要做記者，做社工好了，這麼多年我回頭看，我也會和當時的自己說這句話。而這麼多年我有沒有給受訪者騙過？是有的，但他不只是騙我一個人，他騙了很多人，當時那個阿伯在記者面前敘述得很慘，敘述政府因為他水電費太低要把他從國宅趕出去，當時記者都把阿伯寫得很慘，把政府描繪的是十惡不赦的壞人，但就是因為我太好心地繼續追查下去，才發現他在法庭面前騙了他家庭的真實情況，以前我就覺得是政府欺壓小百姓，後來這件事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記者不只是對受訪者負責，同時也要對公共資源負責。而因為記者沒有把事情的真實報導出來，導致改變了整件事情的本質。從這些經驗我在2019年反送中的時候就知道，你再判斷哪邊是對是錯的或是你參與了，很多記者會有ＰＴＳＤ，你如果跟示威者關係太深入很危險，你會走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