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 C-Club 高一生X高菊花 他們的音樂與時代

講者：熊儒賢，台灣流行音樂及經典民謠文化推手、「野火樂集」創辦人

日期：4/22（三） 時間：14:00~16:00

地點：社科院R227

 

 

✯ 當日演講文字紀錄 ✯

紀錄：戴巧涵、陳萱樺

從主流唱片到山林記憶——音樂製作人熊儒賢為高一生與高菊花發聲

音樂製作人熊儒賢分享了她如何從主流唱片產業，走入台灣原住民族歷史，並用音樂與影像重新述說一段幾乎被遺忘的生命故事——鄒族領袖高一生與其女傳奇歌手高菊花的人生。

從主流唱片到「尋找自己」

熊儒賢曾活躍於華語流行音樂黃金年代，參與過林憶蓮、張清芳與劉德華等多位巨星專輯製作， 但面臨數位浪潮席捲、主流唱片公司紛紛被收編的年代，她選擇離開體制，於2005年成立獨立品牌 「野火樂集」，開始一段「找自己」的創作旅程。

「我沒有想做文化，也沒有想做土地，我只是想做自己。」她坦言，離開主流後，反而更接近內心真正想了解的問題。

這條路的轉折點，發生在2006年——她前往阿里山達邦部落，製作專輯《鄒之春神》，也因此第一次深入認識鄒族歷史與人物。

認識高一生：一段被壓抑的歷史

在田野調查中，熊儒賢接觸到阿里山前鄉長高一生的生命故事，這位出生於日治時期的知識菁英 ，不僅推動部落農業與教育，也創作大量融合西方音樂與日語俳句風格的歌曲。

然而，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高一生被扣上虛有的罪名遭到逮捕，最終於1954年遭槍決。

高一生在獄中留下56封家書，為了不被獄卒檢查，多以日文書寫，最後的遺言留下「在田間、在山中，有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水田不要賣」，熊儒賢感到憤慨 : 「是怎樣的磨難，讓一個曾經懷抱理想的人，最後只剩下對家人的微小請求。」

這些歷史，成為她想製作專輯的起點——音樂不再只是旋律，而是理解時代的入口。

高菊花：從鄒族公主到被歷史撕裂的女性

若說高一生代表一段被消音的理想，那麼他的長女高菊花，則是一個被時代反覆改寫的女性。 高菊花年輕時曾獲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錄取，是當時備受期待的菁英，然而，父親被捕後，她的人生急轉直下——夢想中斷，家族遭監控，為了生計她被迫進入歌壇，以藝名「派娜娜」在台北美軍俱樂部駐唱，成為一代傳奇歌手。

熊儒賢説，高菊花一生擁有多個名字：日治時期的日本名、族名、漢名、藝名、英文名，甚至父親在獄中為她改名，「她連自己是誰，都被時代切割得支離破碎。」

從專輯到紀錄片：替她留下名字

父親進入監獄後，高菊花在日記抄寫了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的文字「今後我不再追求幸福，因為我本身就是幸福。」熊儒賢透露，高菊花的日記後半部分主要都在描述父親被捕後的劇變，也埋下熊儒賢後續想為高菊花製作紀錄片的種子。

2016年高菊花離世，四年後，熊儒賢替派娜娜發行了樂壇欠她的一張專輯，「如果今天野火樂集熄燈了也沒關係，我也想幫派娜娜出一張專輯」，原只是想留下紀念，卻深受聽眾迴響，不過當時的報導以聳動標題「高官玩物」形容高菊花以身體換取自由的性服務經歷，讓熊儒賢感到畏懼，深怕自己是不是再次傷害了高菊花，熊儒賢的計畫開始放慢了腳步。

「我看著菊花阿姨送我的野薑花在庭院開的茂盛，我在想我是不是能再做更多 」，菊花阿姨留下的野薑花招喚著熊儒賢，她發覺僅僅用藝名發行專輯是不夠的——「她不只是派娜娜，她是高菊花。」於是，熊儒賢開始投入製作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從高菊花的口述、弟弟高英傑與族人的訪談等，到國家檔案局與波蘭記憶院的資料，一步步重建歷史拼圖。過程中，也尋找到一名曾駐台的波蘭裔軍官在口述歷史，證實了高菊花確實以身體交換自由的經歷。 

「我其實不是紀錄片工作者，我只是覺得，我應該做點什麼。」她說。

年輕世代的回應：讓歷史被聽見

為了宣傳紀錄片，熊儒賢以演出形式將《傳奇女伶高菊花》結合現場音樂，在大港開唱播出，原以為觀眾稀少，卻意外湧入大量年輕人，甚至在演出中落淚。「一個很真實的故事，很痛的靈魂，讓這些年輕人很認真想愛她 」。

「她是一個倖存者，但同時也是受難者」熊儒賢盼透過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讓觀眾重新思考，在那動盪的時期裡，生命會如何被改寫，又如何努力活下來。

 

✯ 問答Q&A ✯

Q1：這個紀錄片使高菊花的形象更立體化，好奇她在父親去世後，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踏入歌壇？又是如何被政府利用的？

A1： 高菊花本來師專畢業後在嘉義的國小服務，當時她在部落中是很受敬重的。但在父親高一生被捕後，整個部落被禁聲，家裡生計陷入困難，她被迫放棄去美國留學的夢想，她後來尋求開茶室的朋友幫助，發現唱歌是當時賺錢最快的方式，遂取名「派娜娜」 。

她從嘉義、高雄一路唱到台北，因天賦極佳迅速成為巨星，但依然無法躲避政府的利用與監控，我曾向雷夢合唱團的金祖齡求證，從他口中得知派娜娜當時確實紅極一時。

 

Q2：想請問高一生與高菊花兩位，在當時是否有演唱或創作族語（鄒語）的音樂？ 

A2： 高一生的創作大部分是日語，高一生深受西方與日本文化影響，擅長以日本流行音樂填上鄒族詞，或創作日文歌曲。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日語是主流語言，鄒語（族語）一直是被壓抑的。而高菊花（派娜娜）則以拉丁歌曲與日文曲目見長，例如她的代表作《La Paloma》，菊花阿姨唱的鄒語歌曲多為祭儀歌曲，這是受時代限制的關係，無法單純用現在的語境去解釋。

 

Q3：您曾說這部片是為了解心頭的一口「氣」，現在這口氣出完了嗎？後續對這個主題還有什麼規劃？ 

A3： 我有外省背景，小時候媽媽要我背大陸老家的地址，說以後要反攻大陸，對我而言，做這部紀錄片是「找自己」的過程。我花了20年透過菊花阿姨的故事中找尋認同，我已漸漸認同這片土地並理解台灣的韌性，在多元的族群中體會「共生」，至於後續，高菊花的故事會就此打住，因為我不想再消費她，我覺得這個故事已經完結了。

 

Q4：在還原歷史資料的過程中，有哪些部分是最困難的？ 

A4： 找資料時沒有遇到困難，因為國家檔案館很完整的呈現資料，現在很多人都可以去查阿公阿嬤的資料，直系親屬可以線上申請，高菊花的女兒陪同製作團隊現場調閱原件。因為我不希望有任何虛構，所以大多使用平面資料並搭配高菊花的口述，紀錄片必須誠實面對現實。最大的困難反而是音樂版權，為了取得派娜娜代表作《LA PALOMA》（鴿子）的授權，當時報價一萬美金，但我就說一定要用。

 

Q5：前面提到在大港開唱的表演宣傳很成功，想問您是用什麼方式與年輕世代溝通這段歷史？ 

A5：我拜託朋友牽線「大港開唱」演出的機會，原本只是為了宣傳，沒想到迴響會那麼好，演出內容是將紀錄片影像與現場音樂結合，把嚴肅的政治歷史轉化為感性共鳴。第一首歌由陳永龍演唱高菊花的名作《千風之歌》，後續歌手也演唱了台語歌曲《山頂黑狗兄》，每一首曲目都與高氏家族的生命故事緊密相關，這種方式讓現場年輕人感受到歷史的重量而紛紛落淚，他們能在短短 45 分鐘內，透過五種不同語言與風格的歌曲，跨越時空與那段歷史產生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