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C-CLUB #傳播研究專題討論

「新舊媒體與香港社運」

本學期C-Club主題為「跨域」，跨域不僅只是不同專業的橫越，更是一種在社會不同向度中，嘗試去表達理解與關心。

在第一場的演講中，我們將視野放置於鄰近台灣的香港，邀請台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陳健民教授和大家一起探討近年來香港議題。陳健民原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現今則移居台灣，於中研究院任職。

透過媒體書寫、製作，以及自身參與社運的經歷，陳健民教授將學術與實踐結合，以各樣方式為香港社會運動與政治狀況發聲，作為一位跨域的社會學者，這一次，他除了與同學們分享豐富的生命經驗，也將更進一步聚焦在新舊媒體與香港社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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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陳健民/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台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

日期：03/05 (三）

時間：14:00 - 16:00

地點：社科院R227

歡迎踴躍前來聽講！

✯ 當日演講文字紀錄 ✯

紀錄：詹棣文、劉婷榆

本學期的首場CC演講於3月5日揭開序幕，特別邀請到香港知名社會學者及政治行動者陳健民教授主講。陳教授在香港社會運動及民主化進程中擔任了關鍵角色，並透過媒體以各樣方式為香港社會運動與政治狀況發聲，將學術與實踐緊密結合。陳教授曾因推動民主運動而多次被捕，無論是對香港未來的關懷，亦或是追求民主的無私奉獻，都成為許多人學習的榜樣。在臺期間，陳教授更是持續關注香港的民主發展與社會變遷，並與臺灣學者共同成立「臺灣香港研究學會」。此次演講不僅是該學會的首次對外活動，也藉由陳教授豐富的生命經驗，深入探討新舊媒體與香港社會運動之間的關聯。

香港新聞自由面臨的重重挑戰

自羅馬尼亞時期以來，專制政權便屢屢透過各種手段控制新聞與出版。在那時，打字機與地下刊物成為控制言論的有力工具，甚至連天氣報告也不得不迎合政府需求，以確保群眾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若天氣不佳，活動便可擱置。這種由官方主導的運作模式，將民眾變成政權的傳聲筒。如今，這一歷史陰影籠罩香港。自2020年以來，隨著政府對媒體的打壓愈加嚴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專制政權對新聞與出版的管控越發嚴密，導致眾多傳媒遭遇打壓，記者與媒體機構的生存空間日漸狹窄。

特別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媒體環境急劇惡化。《蘋果日報》與《立場新聞》等曾經堅守新聞自由、力挺民主的媒體，遭到無情打壓。這些媒體曾是香港新聞界的重要力量，致力於監督政府並為公眾發聲。然而，《國安法》使這些曾經的支柱媒體相繼停刊，部分記者與編輯因發表「煽動性」文章而遭追責。《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曾在中國與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中，堅守新聞自由的信念。他視香港為賦予他所有的一切的地方，並在最後時刻，為民主與自由奮鬥，成為香港媒體界的榜樣。立場新聞同樣未能倖免，其董事會被指控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面臨重刑。專制政權對言論的管控，無疑正在改變這座城市的媒體格局，並讓更多人開始反思言論自由與新聞報導的未來。

香港新聞媒體生態的轉變

隨著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影響力逐漸加強，主流媒體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壓力下，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2015年，北京政府以《蘋果日報》為首，要求企業停止為該報刊登廣告，導致收入大幅下降，進一步陷入財政困境。此外，無論是商業電視或廣播電台，過去曾以直言不諱、敢於批評政府和企業的主持人，如鄭經翰、李慧玲和吳志森等人，在中國資本大規模進駐香港媒體市場下，早已無法再在主流媒體上現身。根據2017年香港記者協會的報告，中資企業已經持有香港媒體35%的股權，這使得多數媒體在報導與評論中國及香港事務時變得愈加謹慎。特別是那些隸屬於大型集團的媒體，報導內容往往受到母公司投資利益及政治立場的影響，自我審查的氛圍隨之加劇。

然而，傳統媒體的日益困境，卻造就新媒體在香港的迅速崛起。以《立場新聞》為例，儘管其運營成本相對較低，但憑藉敏銳的時事洞察和強烈的批判性立場，該平台已逐漸取得與《蘋果日報》一樣有影響力，尤其在年輕人和高學歷群體中，成為了解時事和表達意見的重要渠道。新媒體透過即時新聞報導、直播和社交媒體的優勢，實現了即時反應與迅速傳播。在政治敏感期，這些平台能夠迅速反擊並引發廣泛的公共討論，成功吸引大量香港市民的關注和支持。部分記者與媒體透過YouTube和Patreon等平台開展新型媒體運營，從中尋找突破口，徹底改變了傳統媒體在香港的影響力，成為日後社會運動的關鍵力量。

港府對媒體的打壓與未來的新聞自由

運動以後被清算的媒體，除了《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與政府相關的《香港電台》也曾在報導的文章內容上被控制和打壓，而商業主流媒體更是時常被處處針對。像是《香港有線電視台 CableTV》曾做過與中國相關的報導，具批判性的內容不被上層所接受，最後面臨被開除的處境。遺憾的是這類事情的發生，在香港主流媒體中極為常見。並且整個商業主流媒體的生態正在逐漸轉變，像是換一些保守的人當主管，而這些手段都讓媒體彷彿置身於白色恐怖當中。記者協會也透露出一些記者受到的恐嚇手段，記協的主席也受到打壓且被開除，這些處境，除了讓國際媒體為之後是否能進入中國而感到擔憂，同時也了解到記者協會能存活至今有多不容易。

在訊息流通方面，香港與中國全面封網不同，仍可以使用 Google、YouTube 等。社群媒體的部分則是主要使用 WhatsApp 和 Signal （安全性高），而在抗爭行動中慢慢較少使用 Telegram 。在使用網路工具和社群媒體方面，除了對於寫的東西需小心翼翼，在按讚和分享資訊內容都需要十分注意。也因此產生了一些影響的效應，像是不敢放自己的照片，或是名稱都改成外語，讓人分辨不出真實身份。而這些即是在監視的狀態下發生的。香港媒體的生態環境看似逐漸凋零，然而境內仍留有獨立媒體，例如《香港獨立媒體（Hong Kong In-media）》，持續追蹤《法庭線》相關的報導。或是一兩位評論員，每天評論和總結今日發生的重要事件。但是儘管如此，在這個打壓的情況之下，海外港人的媒體影響甚微。人民逐漸對香港的相關報導感到疲倦，甚至不願追蹤港內有關的媒體，採取較為消極的心態。

對於大環境的現況，境內仍有一些人正在用微小的力量做有意義的事情，儘管之前被打壓至關店的書店很多，但新開的書店卻日益增加，讓支持民主自由的民眾，有個能夠一起喝杯咖啡、放鬆看書和開沙龍的地方，與同道人共享空間。另外，在缺少主流媒體的情況下，仍會有地方報去做小區內人民生活的事情，雖然不談民主政治，對身旁事情的關注，也讓人民感到一種參與的精神。港人心中的理念，其實藉由表層之下的平行社會去做保持和連結。像是所謂的東歐共產主義有個概念「Second Culture」，表面看似服從，然而在一個平行的私人空間，才能看到最真實的樣態。或是另一種型態的反抗「集體不作為」，相較「行動」方面，反而關注「不行動」這個部分。而這些都代表著香港人民表面上看似服從，實則理念從未改變

✯ 問答Q&A ✯

Q1： 2014年的雨傘運動，參與的民眾分佈香港各地，隨著地點的差異所代表的理念也不盡相同，關於此點想請問為什麼不是集結在同一個地點進行抗爭？

A1：原本計劃佔領中環，且已申請牌照和申請集會，預計最少十萬人參與。然而當佔領運動於全港完全爆發之後，警察對著爬進公民廣場的學生使用噴霧等武器，使原來規劃在國慶日當天開始抗爭行動，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有所不同。學生的領袖被抓進警察局，很累的同時也無人可帶動群眾，大家開始認為不需按照所規劃好的安排，因此最後學生們與我們討論且邀請一同前往金鐘佔領，許多的抗爭運動都是根據情況自然而然的發生，而為了能保護民眾，後來便讓大家在金鐘集結。但是後來因為與金鐘的理念不同，參與的大多以學生為主，和金鐘的中產階級有些許落差，再加上通勤上的不便，導致最後在旺角形成另一個抗爭的地點，而金鐘和旺角為當時最主要的兩個聚集點。

Q2：一些出版商離開台灣回到香港，雖然出版許多具批判性的書籍，仍十分勇敢的回去，而根據他們的說法是認為自己並非大人物，所以還不至於被當局抓進牢裡。

A2：：出版方面也產生很大的改變，例如我在 2020 年 6 月所出版的書籍，因涉及國安法，整個出版社於同年熄燈。另外有一些基督教背景的朋友寫了關於 2019 年的事情，也是全都違約不給出版，並讓他們不要再想這些事情。而台灣目前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作為華文出版的重心從香港轉移到了台灣。

Q3：透過動員讓民眾上街行動，而直播的畫面和互動所形成的「同溫層」是否會讓民眾變得更加激進？

A3：就算沒有社群媒體的幫助，這在現場還是很容易發生，充滿了許多不確定性。而如今的新媒體作為動員的工具，給了很大的力量，這是以往公民組織所無法代替的。可是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認知方面來說，這種新的環境也產生很多的問題，像是有些網紅沒有具備專業且有倫理的背景去對事實做說明。回到激進化的運動，有些還是超乎想像，我以為應該是很快就會非常激進。然而像是 2019 年要談論和爭取某些東西的時候，從海外運動的相關研究，如網絡社會運動，需要一個代表的平台，否則很難呈現明顯的目標和策略。在佔中運動之前的商討會，其中提出了五大訴求，儘管許多人心中存有推翻政府和港獨的想法，但為了讓更多人參與運動，在訴求中並未提及相關言論。反送中運動中的五大訴求可看到，民眾並不如原本認為的極端，有時候在行動中有做不對的地方，隔天會有年輕人們立即去道歉。像是罷工、罷課及罷市的三罷運動，因為弄到捷運而造成麻煩，讓市民投訴，隔天年輕人們就會站到捷運門口鞠躬道歉。運動並非只有激進這個面向，而是整個運動當中會包容不同的訴求和聲音，同時兼具勇武和合法性。

Q4：在最後提到新香港下的媒體與社運這部分所形成的另類文化，會形成什麼新型態的社運文化？

A4：我不確定是否會有這個可能，社會運動同時具有高低潮的時候，像是 2014 年出現集體憂鬱的情況發生，甚至到 2019 年變更嚴重。因前兩次運動中還未出現國安法，現在結構上、社會環境和社會控制和以前有不同之處。想讓運動的風潮再重新上來，需要很漫長的過程，尤其與中國政府有什麼改變息息相關。而在下一波運動的出現之前，做好連結和維持信念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抵抗的發生主要是「隱藏的」對抗，例如台大教授關於教師的研究中，從大學、中小學甚至是幼兒園都需要國安教育，連幼兒園教師都需要經過國安教育的考核，才能拿到教師資格。在研究的訪談中，教師們的抵抗運用面無表情的方式，去做國安法的教學，而台下的學生都能明白老師的意思。在香港相對抽離的方法除了離開香港，另一方面就如同經歷過 2014 年和 2019 年事件的教師們，在一些小空間中不配合，作為一種消極的抵抗，甚至集體不作為。再來是走出去的連結，我將他們稱為「受苦的共同體」，會有很多人每天一大早在法院門口反對，給被告精神上的支持，例如給予黎智英的家人一些慰藉。或是被稱作旁聽師、寫信師的婦女們在中間起到聯繫的作用，在一點點的聯繫當中，既附上治療，同時也讓大家感受到身邊的同路人。這種形成的受苦共同體非常重要，法庭上反抗的人為中心點，旁邊圍著的人附上支持。也因此這些事情對我來說都是值得研究，且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