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 C-Club］梁啟智／中研院客座助研究員：港、台的城市觀察──文化地理學的視角

在街道與建築的交錯之中，一座城市匯聚了人民的故事與生活的紋理。

城市作為居所，亦同時承載社會發展與歷史記憶。在各個角落穿梭，我們將從不同的視野，看見它的風貌以及與自己的連結。

香港學者梁啟智是中研院客座助研究員，著有《香港公屋：方格字的吶喊》、《香港第一課》等書籍。本次演講將邀請他以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分享他對台灣與香港的觀察，從街區樣貌到社會風情，帶領大家一同思考城市發展、空間政治與人文之間的關係，聊聊城市如何記載文化並訴說故事。

👤講者：梁啟智，中研院客座助研究員

📅日期：11/12（三） 時間：14:00~16:00

📍地點：社科院R227

✯ 當日演講文字紀錄 ✯

紀錄：張進傑、王翔宥

在街道與建築的交錯之中，一座城市匯聚了人民的故事與生活的紋理。

城市作為居所，亦同時承載社會發展與歷史記憶。在各個角落穿梭，我們將從不同的視野，看見它的風貌以及與自己的連結。

香港學者梁啟智是中研院客座助研究員，曾任香港大學地理學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兼任講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的領袖課程副主任，現定居台灣，著有《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香港第一課》等書。本次演講邀請他以文化地理學視角，分享對香港與台灣的觀察，從街區樣貌到社會風情，帶領大家一同思考城市發展、空間政治與人文之間的關係，聊聊城市如何記載文化並訴說故事。

從街道到選票：透視港台城市景觀背後的權力與認同

當我們談論「城市景觀」時，往往容易流於表面的建築風格或美學賞析，但在地理學的視角下，每一條街道的寬度、每一棟建物的用途、甚至是一場大火後的社區互助，都是權力結構在空間上的投影。城市景觀並非自然生成，而是政治權力與社區認同相互拉扯的結果。

尺度的迷思與空間的權力

從香港到台灣，跨越的不僅是海峽，更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地理尺度與政治脈絡。梁老師一開始以香港和台灣面積的比較帶出此論點：如果把香港放在台灣地圖上，以嘉義作為香港中心，雲林的位置大約就是深圳；若放在北部，香港機場與桃園機場的位置幾乎是重疊。

釐清了尺度帶來的認知差異，背後是香港高密度的空間特性。它形塑了香港獨特的城市治理模式，不 同於台灣常見的透天厝、鐵皮加蓋或有機生長的街道，香港的都市景觀是在高度政府管理與規劃下形成。 那麼，是誰在管理？管理者與居民的關係為何？

沉睡的社區與「蛇齋餅粽」政治學

回望2019年以前的香港，年輕人與居住社區的關係略帶疏離。根據梁老師在2015年的調查顯示，許多年輕人視居住地僅為「睡覺的地方」，當被問及為何喜歡自己的社區時，最常見的答案是「交通方便」，換言 之，它的好處在於可以輕易地「離開」。這種對地方感的匱乏，伴隨著一種政治上的無力感，年輕人普遍認為自己無力改變社區，甚至覺得改變全香港比改變自己的社區容易。

疏離感源自長期地方政治運作的結果。香港的區議會選區極小，約1.6萬至2萬人就要選出一名議員。 在這樣的微型選區，人際網絡動員至關重要。長期以來，建制派政黨利用龐大資源，建立著名的「蛇齋餅粽」文化 —— 蛇宴、素宴、月餅、粽子，這些資源往往來自大型公用事業（如煤氣公司）的贊助，再透過議員轉贈居民。這樣的利益結構，在講者而言，是社區維穩的工具。

抗爭來到家門口的時候，身份認同也出現在家門口

2019年的社會運動徹底改變了以上一切，因為它是一場極度「在地化」的抗爭。

過去香港的大型遊行多集中在港島的權力中心（如金鐘、中環），但在2019年，抗爭火種蔓延至全港十八區，從沙田、大埔到黃大仙，催淚彈在住宅區瀰漫。政治參與不再是週末搭車去港島的「課外活動」，而是攸關能否安全回家洗澡的「日常生活」。

學者Marc Augé曾提出「非地方」（Non-places）的概念，意指那些人們僅是經過、缺乏關係與歷史的空間（如機場、隧道、高速公路），但2019年的運動將無數「非地方」轉化為充滿意義的「地方」（Places）。

● 牆有了它的名字：原本冷漠的行人隧道與天橋，貼滿了便利貼與海報。居民驚覺，原來住在隔壁那個平時不打招呼的鄰居，與自己擁有相同的價值觀。

● 社區成為家園：在黃大仙，當鎮暴警察推進時，穿著拖鞋的街坊從樓上衝下來，因為「這是我家門口 ，我不能不幫忙。」這種基於保衛家園的在地認同，超越了抽象的政治口號。

● 功能性建築的情感：將軍澳的一個停車場，因科大學生周梓樂在此墜樓身亡，從一個無人在意的功能性建築，變成了每年有人悼念的紀念地。

這場運動讓香港人發現，社區不僅是睡覺的地方，更是命運共同體。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創下歷史新高，民主派在全港18區中奪下17區的主導權，這證明了當居民覺醒，長期被壟斷的地方權力結構是可以被翻轉。

後國安法時代：餘燼中的互助與掙扎

但香港的故事並沒有在民主派勝選後迎來真民主的結局。伴隨國安法的出現，大量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DQ）或辭職，在地「黃色經濟圈」和「社區報」運動也因執法（如消防、稅務、教育局輪番查水錶）以及大 量活躍份子的移民與資金撤離，難以為繼。

然而，即使在高壓之下，社區的韌性並未完全消失。梁老師以近來香港大埔發生的嚴重火災，說明它展現了香港「很久沒有見過的城市景觀」：大量志工自發組織，他們收集物資和支援災民。在當今香港，這種未經政府批准的集體行動充滿風險，但它證明了2019年所建立的社區連結與公共性仍潛藏在日常生活的縫隙中。

鏡像台灣：從「行人地獄」看民主的困境

梁老師帶著這些觀察來到台灣，以自身居住的地方，再思政治權力與社區認同的相互拉扯。

梁老師住在台北市大安區，自稱是全台灣步行環境最友善的地方。但台灣的朋友告訴他這是「特例」， 出了大安區，甚至出了台北，「行人地獄」仍是常態。令人困惑的是：台灣是民主國家，官員不會被隨意DQ， 為什麼改善行人空間如此困難？

話題發展到台灣的地方政治結構。當政府想蓋人行道時，往往會遇到店家的反對（影響生意、卸貨）或 居民的抗議（停車位減少）。這些在地利益團體構成了另一種堅固的選票結構。在香港，面對的是來自上層的政治高壓；在台灣，面對的是來自基層、錯綜複雜的利益交換與慣性。中南部的長輩習慣騎車，不喜歡走路，它會不會是一種因果倒置？正如香港人曾以為自己對社區無感，直到抗爭發生時，才發現只是缺乏參與的管道；台灣某些地方的「不走路」，或許也只是因為缺乏好走的環境所致。

✯ 問答Q&A ✯

承接以上民主困境的破題，席上沒有明確提問，但仍有熱烈討論：

反思台灣的選票結構與「返鄉投票」現象：

簡妙如老師發言，台灣年輕人常需「返鄉投票」，因為求學或工作導致居住地與戶籍地不一致 （現場也直接調查，確實僅有少數人居住地與投票區一致）。這導致選票與實際生活經驗脫鉤：選民無法透過選票直接回應居住地（如台北）的具體問題（如行人地獄），因為他們的選票在遙遠的家鄉。 梁老師也分享了自身經驗，指出台灣戶籍制度對租屋族不友善（房東因報稅問題不願意讓房客設籍） ，造成居住者無法參與在地政治。

投票行為受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綁架：

管中祥老師談及，台灣選舉（特別是全國性或縣市長層級）常被「亡國感」或「發大財」等高層次意識形態主導，變成政黨顏色認同或統獨議題的對決，而非針對具體民生政策投票。即便關注居住地的公共議題（如交通），投票時仍傾向優先考量國家認同或「含淚投票」以防止討厭的候選人當選。

改變台灣 vs. 改變地方的效能感差異：

針對梁老師提問「覺得改變台灣容易還是改變地方容易」，聽眾的反應大約一半一半。覺得改變地方較容易者，他們認為在地人際網絡與資源較可控，且透過溝通能凝聚社區共識，比改變全台灣龐雜的民意更具可行性；覺得改變台灣較容易者，以花蓮為例，指出地方政治長期受特定家族或派系壟斷，結構難以撼動，相較之下，全國性選舉則還有政黨輪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