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4 C-Club 電影文化如何影響心理創傷的理論發展

與傳播密不可分的電影，能從許多角度進行研究並產生各樣的「新發現」，而此次演講，將討論電影文化與心理創傷。

吳易叡是成功大學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教授，具有醫學背景的他，長期從事心理學與醫學史的研究，並將人文關懷置於學術核心，關注知識如何與生命經驗及社會需求有所連結。

而電影與其相關產業作為媒介，其實也與大眾生活緊緊相連。

這次吳易叡教授將結合影像文化、技術演進與心理創傷研究，探討電影不僅是一種娛樂 ，更可以是理解社會創傷、記憶與人類情感的窗口。透過他的分享，我們將更深入理解影像作品背後的社會意義與發展，也更能思考科技如何介入、重塑人們對世界的感知，邀請大家重新對影像與歷史、文化的交會，賦予更多思辨。

👤講者：吳易叡，成功大學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教授

📅日期：12/24（三） 時間：14:00~16:00

📍地點：社科院R227

 

 

✯ 當日演講文字紀錄 ✯

紀錄：陳宜攸、簡嫤

   

極致的清晰與失真的真實：李安的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吳易叡教授以李安 2016 年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破題，這部電影在影史上極具爭議，因為李安大膽採用了每秒 120 格、4K 解析度、3D 的超高規格拍攝技術挑戰傳統電影每秒24格的限制，試圖以「超高解析度」模擬 PTSD 患者腦中極度真實 的「侵入性記憶」與「過度警覺」。

「李安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試圖用極致的技術，把戰爭的『真實性』模擬到最逼真。」吳教授分析道。在電影中，主角比利·林恩身處富麗堂皇的美式足球中場秀，煙火的爆炸聲與舞台的強光，瞬間將他拉回伊拉克戰場的肉搏記憶，這種因感官刺激而引發的「侵入性記憶」與「過度警覺」，正是 PTSD 的典型症狀。

然而，吳教授指出了一個現象：儘管李安試圖透過技術讓觀眾「身歷其境」，許多影評人卻批評這種過度清晰的影像「太真實而顯得虛假」，甚至因為缺乏傳統電影的模糊感而讓人「出戲」，被譏為 「過度用力」（Trying too hard），這恰好映照出科學界長期以來的焦慮——試圖將「看不見」的心理創傷，轉化為「可見」的實體證據。

自 18 世紀發明顯微鏡以來，科學家便仰賴光學器械來建立「機械客觀性（Mechanical objectivity ）」，認為機器捕捉的影像比肉眼更真實，這種「神經學凝視（Neurological gaze）」讓影像成為一種信念，使我們相信看到了創傷的「證據」。

吳教授引用政治哲學的觀點指出，科學往往仰賴「預測」與「外推」（Extrapolation）來填補證據的空白。就像李安試圖用 120 格影像證明創傷的真實性，十九世紀以來的精神醫學，也不斷試圖透過攝影機或影像，來尋找那稍縱即逝的痛苦證據。

影像文化如何介入人類的創傷表現

為了證明影像文化如何介入人類的創傷表現，吳教授在現場展示了兩段相隔約三十年的珍貴醫學紀錄片。第一段影像是 1917 年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百代公司（Pathé）受託於 Netley 皇家維多利亞軍醫院拍攝的紀錄片，影片中的士兵被診斷為「彈震症」（Shell Shock），他們的症狀表現極度「身體化」：有人劇烈顫抖無法站立，有人呈現奇特的舞蹈般步態，有人則肢體僵硬如雕像，且絕大多數患者呈現失語狀態，無法用言語表達恐懼。

吳教授補充，當時的醫學對待這些士兵帶有強烈的階級差異，軍官階級往往能接受按摩、飲食控制與談話治療（如紀錄片中展示的），而被視為缺乏紀律的基層士兵，則可能面臨電療、禁閉甚至被視為膽小鬼而遭槍決。這部影片的拍攝目的，其實是為了向大眾宣傳醫院的治療成效，展示士兵經治療後「恢復正常」的對比畫面。

然而，到了 1946 年由好萊塢名導約翰·赫斯頓（John Huston）拍攝的美軍紀錄片《Let There Be Light》，創傷的樣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部紀錄二戰士兵精神狀態的影片中，士兵們雖然同樣飽受戰爭摧殘，但他們的身體不再劇烈顫抖或僵直。相反地，他們能坐在椅子上與醫師侃侃而談，條理清晰地描述內心的焦慮、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家鄉的思念。

「為什麼同樣是戰爭創傷，這兩部影片差在哪裡？」吳教授向台下拋出疑問。 答案可能藏在「電影院」裡，關鍵在於兩次大戰之間「電影文化」的普及，在一戰時期，電影尚未成為強勢的大眾娛樂，士兵缺乏表達創傷的語言模型；但到了二戰前後，人們已經習慣了電影的敘事語言。

「電影文化改變了人類的記憶模式」吳教授強調，「我們開始習慣以具像化的『回想』來處理記憶。 當你在回想時，眼球會往上飄，這就是電影教導我們的受苦方式。」 換言之，人類無意識地學習了電影中的敘事腳本，將原本混亂、身體化的痛苦，轉化為具備情節、畫面與對白的「心理創傷」。

心像理論與科學的論證

這種由文化影響症狀的現象，進一步形塑了心理學的理論發展，吳教授指出，1960 年代以後，心 理學界興起了「心像理論」（Mental Imagery），這類實驗成為了後來 PTSD 診斷標準的重要基礎，延伸到當代的神經科學，世界衛生組織（WHO）在二戰後利用錄影技術標準化研究，例如約翰·鮑比（John Bowlby）利用攝影機記錄婦幼醫院中孩子因缺乏母愛而產生的不安，以此作為「依附理論」的實證證據 。吳教授介紹了麻省理工學院（MIT）神經科學家、台灣之光蔡立慧教授的研究。蔡教授發現記憶的固化與特定蛋白質的疊合有關，若能阻斷此機制，理論上可研發出「消除創傷記 憶」的藥物。吳教授問大家：「如果有一顆藥能消除創傷，你吃不吃？」科學試圖將創傷「病理化」、「分子化」的過程中，往往與人類對生命完整性的追求產生衝突。

被診斷遺落的集體傷痕

演講後半段的 QA 環節，將視角從個體層次拉升至社會與政治層面。針對學生提問關於台灣白色恐怖、美國民權運動，乃至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等涉及「集體文化創傷」的事件，是否能被現行醫學體系所接住，吳教授給予了深刻的剖析。

吳教授直言，目前的精神醫學診斷體系，如美國精神醫學會的 DSM 系統，本質上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之上，僅能針對個體的心理狀態進行分類與診斷。吳教授指出，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在於 1980 年 PTSD 診斷的正式確立，這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單純的科學發現，而是越戰傷兵家屬為了爭取保險理賠與政府補償，透過遊說專業協會而形成的結果，這反映出疾病診斷背後往往交織著強烈的社會與經濟驅力，難以處理帶有強烈政治性、歷史性與羞恥感的集體創傷。 這種高度標準化的診斷碼，往往難以捕捉那些深埋於文化脈絡中的痛楚，吳教授引用其對台大精神科 1935 年至 1956 年間病歷的研究指出一個顯著現象：戰後初期前來求診的患者多為具備語言表達能力的「外省人」，因為他們擁有足夠的語言工具向醫師描述遭遇；相反地，許多台灣在地受到政治暴力影響的受難者，卻因語言隔閡或極權統治下的恐懼，缺乏將痛苦轉化為科學診斷的語言。

「面對政治暴力受害者，他們會有 PTSD 嗎？可能沒有，但他們心裡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吳教授解釋道。這種集體性的創傷往往超出了傳統醫學「診斷與開藥」的範疇，而更接近一種「詮釋」與「敘事」的需求，他在研究中發現，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或政治暴力倖存者，最需要的往往不是藥物，而是「語言」與「空間」。

吳教授也分享了自己在瑞士研究時遇到的案例：一位當地醫師每年飛往巴塞隆納，不帶任何精密儀器或藥物，僅是為佛朗哥時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組織團體。在那裡，醫師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讓大家「聊天」與「敘事」，處理那些被科學遺落的經驗。雖然在嚴格的醫學定義上，這類活動不具備精確的「療程名稱」，卻是修復集體創傷不可或缺的社會工程，這也提醒了我們，創傷記憶往往會被心理防衛機制所扭曲、美化甚至虛構，它不僅是生理機制，更是主體對生命經驗的複雜詮釋；科學在試圖將創傷「病理化」與「分子化」的過程中，仍有其處理不到的主體意義與文化深度。

結語

講座尾聲，吳易叡教授將話題拉回李安的電影，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結局，主角比利拒絕了姊姊的建議，不願接受 PTSD 的治療或退伍，而是選擇重返戰場，這看似「反高潮」甚至「反醫療」 的決定，在吳教授看來，卻是全片最精隨之處。 吳教授總結道。比利選擇回到戰場，是因為他在那裡找到了比虛偽的和平社會更真實的「意義」與 「歸屬感」。這提醒了我們，面對創傷，科學提供的標準答案（診斷、吃藥、隔離）未必是唯一的解方。

 

✯ 問答Q&A ✯

Q1｜20世紀初的精神醫學研究發現，有瀕死經驗的人常描述「人生走馬燈」，這是否也受到當時早期電影「一格一格」放映技術（視覺暫留）的影響，進而塑造了我們描述病症的方式？

A1：同意，媒介史研究指出，自從「螢幕」出現後，世人對身體構造與記憶的理解都發生了變化，心理學的發展一直跟隨著視覺媒介的呈現方式。

 

Q2｜現行 PTSD 是針對個人的診斷，但在社會學中我們討論「文化創傷」，如 911 事件、台灣眷 村或白色恐怖，醫學如何看待這種集體的、具有羞恥感或政治性的創傷？

A2：目前醫學診斷僅能針對「個人」，無法完全處理集體文化創傷。 像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其心理狀態未必符合 PTSD 診斷標準，但這不代表他們沒問題。醫學雖有道義責任參與，但目前對集體創傷仍缺乏精確解答。

 

Q3｜醫學通常處理個人心理創傷，但面對如「白色恐怖」二代或香港「反送中」這類集體性的、文化的創傷，醫師的角色是什麼？

A3：比起醫療介入，受難者更需要「說出口」的安全空間。 在大型社會運動中，單純的醫療服務往 往無效，醫師的角色可以是建立如「邊界工作坊」般的場域，提供無禁忌、安全的敘事空間，讓經驗被理解與訴說。

 

Q4｜創傷記憶是否會透過心理機制產生「虛構化」或「合理化」的現象？

A4：創傷是主體複雜的心理詮釋過程，透過心理防衛機制（如壓抑、昇華、區隔化），記憶可能被重新詮釋、淡忘甚至美化，這甚至可能導致受難者為了生存或心理平衡，轉而認同或美化壓迫者，證明創傷並非單純的客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