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對不停: 從達明一派談香港流行音樂的後殖民政治》

 紀錄: 左如弘

本屆中正大學舉辦的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請到了周耀輝老師作為開場講嘉賓，周耀輝不僅是位大學教授，也是一位資深的作詞人，曾於2023年獲頒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

周耀輝老師首先介紹了香港著名兩人團體達明一派，並提到其作品與社會、政治、性別政治的強烈關連，例如於1988年推出的「今天應該很高興」這首歌，就是在當時移民潮盛行的香港社會之下，訴說對於親朋好友的思念。

周耀輝老師也指出了流行音樂與政治間的關係，他引述了John Street在<<Music and Politics>>一書中提到，當某種流行音樂直接介入社會、政治，並帶來集體動能或公眾討論時，便是這個領域值得研究的象，不論是國歌或是某些抗議歌曲。而另一個研究此領域的學者James Garratt認為雖然某些音樂一開始沒有什麼政治影響，但後來卻可能逐漸引發政治效應，其政治上的影響也未必如John Street所說的集體行動或公共討論，但這樣的音樂在此框架下進行研究。兩位學者觀點雖看似截然不同，但都暗示了「人」的存在與重要性，這也是周耀輝老師在此次研討會所要講述的核心價值。

周耀輝強調，有時候政治並不是這麼的集體化、公眾化，甚至跟所謂的意識形態無關，它可能是更個人、更私密、更情感、更模糊的，而這樣原因也是周老師或是其他香港人在現在這種不健康的媒體環境下仍要持續為港人發聲的原因，因為在此種政治環境下所包含的，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們是被壓迫的群體，也是被壓迫的個體，是每個人都應該關懷的對象。

周耀輝提到「可能」這個詞在英文中可以用兩個單字來表示，分別是「Probable」與「Possible」，前者是指我們看了很多客觀的條件，認為有可能發生某些事，而後者則是指不管什麼樣的條件，我還是覺得這件事有可能發生，而這兩個單字也給予了周耀輝對於未來可能性的想像，希望能夠建構並參與到那個他理想中的未來，而這些想像的可能性最終還是回到「人」的身上，人的可能性是創造理想未來最重要的工具。

最後，周耀輝也給了在座的聽眾們一個問題，除了批判以外我們還能做什麼？他指出作為研究者，在過去所受的學術訓練就是要對每件事抱持著批判態度，並試圖透過解構找出問題的癥結點，然而在批判過後，這個社會真的有因為批判而改變嗎？如果批判代表理智，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再多一點情感？他認爲或許除了批判，我們應該要將更多的注意力回歸到「人」身上，應該要給人更多的關懷，正如他在演講中所提到的：「在批評種種的不足之外，我們可能還要建立一個可以感動人的地方。」

Q＆A

Ｑ：謝謝耀輝，覺得這次演講有回應到此題目，在達明一派的音樂中所關心的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香港社會，而是每個在香港中的人。我們所說的音樂人不僅僅是製作音樂的人，他們將他成長歷程中的感受與種種、與人的關係，都放入其創作的音樂中，作詞人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達明一派在1984年的創作背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是互相呼應的，那我也想問耀輝，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該如何有一個派對的心情？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派對不停當時的背景，與現在如何擁有一個派對的心情嗎？

Ａ：在大學時我覺得有件重要的事就是，作為大學生如何享受自己的生活。昨天晚上我大概十點才到中正大學校園外的旅館，管老師便帶我到便利商點買點東西吃，但回到房間吃飯後又覺得我是第一次來嘉義，怎麼能待在旅館裡，於是便自己跑出去買了一些燒烤並配一罐台灣啤酒喝，旁邊也有一些年輕人，我就覺得他們懂得如何派對。在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時，我們可能吃一碗泡麵就可以馬上恢復精神，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我們的「泡麵」，剛才妙如說我們如何有動力，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但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創作、學術作品，讓大家知道我們仍然活得很好，我們必須要懂得開心，懂得去派對，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對自己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