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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香港的文化跨域交流:回望與前行》第三場:「台灣與香港的電影:競合與文化表現」

 

台灣與香港的電影:競合與文化表現

紀錄: 邱翊庭、林煜萁

 

                                                              

 

台灣與香港的電影:競合與文化表現

主持人張時健是國立中正大學的教授,曾在香港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擔任助理教授,一直都對香港有深入的了解。而今天的兩位講者分別為蒲鋒及蘇志亨。蒲鋒是一位深耕華語電影史研究多年的專家,曾擔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以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對於華語電影的發展與演變有著豐富的見解與研究成果。蘇致亨,目前於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擔任過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研究員。開場主持人張時健後殖民情境」為出發點,反映出台灣及香港在文化流通、影視產製範疇的不同,以及對觀眾的想像。透過的香港導演所拍攝的電影周處除三害,就可明顯查覺出香港導演及台灣導演於鏡頭下不同的表現痕跡,這也牽涉到我們對跨界或是跨域交流的理解及想像。過去七零年代的台灣及香港其實是同處於一個圈子,而香港知名影評人蒲鋒則利用一個又一個電影案例,帶我們回到當時的港台影業。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蒲鋒以「橫衝直撞女煞星」片段作為開場,作為港臺電影合作的例子。他說到電影中的女主角與導演都是臺灣人,拍攝地也為臺灣,但出品的公司卻是香港鳳鳴影業公司,且老闆、武術指導及剪接也都是香港人,而後蒲鋒以許多電影點出1970年代臺灣與香港在電影產業的競合關係。

1970年代的港台影業特色

蒲鋒說到,當時的香港市場開放不限制任何影片進口,雖然還是有電影審查,但創作比其他亞洲國家更為自由。自1930年香港影業誕生以來,便長期以區域市場為目標。除了本土的香港,以星馬為基礎的東南亞國家外,而後的臺灣也愈趨重要。但臺灣當時的市場並不完全開放,對外國電影的進口也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政府除了將電影視為重要產業外,更是政治宣傳的延伸,當時電影需要審查,有各式規範管制及產業輔導政策。而於1960年代後期臺灣國語片興起,開始在香港、東南亞甚至美加有一定市場。

臺灣的特定政策-底片押稅

蒲鋒提到,當初的臺灣有規定海外影業公司回國拍片器材及底片押稅的進口辦法,若是海外影業公司回國拍片,其所繳納的器材、底片進口關稅,將可在影片拍完退運出口時全數退還。當初港產片被視為「國片」,因此香港相較於外國更具有市場優勢。比起臺灣本土的公司,香港公司是外地拍攝具有稅務優惠,反而形成香港比本土還優惠的局面。

既是合作也競爭

即便如此,蒲鋒同樣提到,由於當時的港片被視作國片,許多港片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影展,為臺爭光。而臺灣於那時還有外匯管制,公司賺的錢帶不走,也將這些錢再投資於臺灣影業,直到1987年取消外匯管制前,若香港公司來台拍片,其員工往往會幫公司偷運美金回港。除香港公司的回饋外,也有許多香港影人來臺發展,最為知名的當屬成龍,同樣臺灣影人也到港發展。1970年代的香港是除了日本外,亞洲中最為自由的國家,而其創作自由的影業優勢也變得明顯,因此臺港的競合關係也一直持續至七零年代後期。

政治凌駕技術 文化產業的影響與轉折

蘇致亨提到政治背景對文化產業的影響,特別是在臺灣電影發展歷程中的關鍵時刻。從政治凌駕技術到文化產業間的互動,凸顯了政策對電影製作技術、配音選擇以及國際市場影響的重要性。同時,香港與臺灣的文化交流也受到了政治環境的影響,不僅在製作技術上有所差異,還體現在資金流動和明星演員間的連動關係。總而言之,政治政策在文化產業中直接影響了影視作品的形成與傳播。

政策背景下的臺港電影產業演變

蘇致亨提到近年檔案的陸續開放,我們得以一窺政府在這方面的作為。為了吸引資源和人才,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國民黨海工會的干預、1950年代影輔會「底片押稅進口辦法」的實施,器材得合法進口且關稅從100%變成0%,這些政策除了帶來財政壓力外,也導致了文化產業間的不平等競爭。

臺灣與香港的電影交流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呈現多樣化的發展模式。兩地的電影產業受到不同政治體制的制約,國語政策對臺灣本土電影的影響,及中港間的政治關係影響電影流通與製作。1980年代,臺港間的電影交流更進一步受到國家政策與外匯管制的影響,呈現出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層面的交織。

                                                               

政治、經濟與文化交織的臺港電影交流

隨著黑市資金洗錢活動盛行,黑社會勢力蔓延。資金的大量湧入使製作費高漲,片商無法負擔,導致對香港電影的需求下降。政治因素在這場動盪中更加凸顯,包含製片協會在電影購買中的角色,及政府對外匯管制的調控,都共同導致臺港電影產業的衰退,形成「只發行不製片的『製片協會』」。最後,雖然面臨著挑戰,但臺港電影交流也彰顯了本地社會對於政治與文化的反饋,這種交流背後凸顯出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三者關係,以及如何塑造了臺港電影交流的動態與演變。

 

Q&A

Q:港片最黃金的時代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片是非現場錄音的,受到臺灣的語言政策,是否也會影響到就是港片非現場錄音的情況?

蒲鋒:影響到港片大多以配音為主的原因除了台灣的語言政策外,也和年代的轉變及演員有關。在八零年代後如果要拍具有年代感的電影或影劇,環境音其實影響很大,如果我在拍古裝電影,後面一架飛機飛過的話,那不就很奇怪嗎?因此環境音是一個因素,再來是那時的香港電影的環境,許多新生代的香港演員陸續崛起,而那時大多的演員都是講粵語為主,新演員已經不太會講普通話了,這也是主要原因。

蘇致亨:我們的電影一定要加上字幕、像電視也有雙聲道技術,因為當初三家電視台的電影有台語電視節目的配額限制,所以不引進雙聲道技術。同步錄音技術早在7080年代就有的技術,但台灣電影配音因應政策導致很晚才引進同步錄音技術,以至於當時80年代很多電影在國際藝術市場上大家覺得很不真實,也就很少得獎,而後續能夠得獎的原因,也是因為同步錄音技術,這是屬於台灣的脈絡。

Q:香港電影盜版盛行,盜版風潮的歷史脈絡,是否也會影響到香港電影衰落之一?

蒲鋒:只要電影在試播的時,就會有人去偷錄,所以在每個年代都有盜版的電影,盜版電影市場有一方面是想要搶先看,所以畫質方面對當時的觀眾其實並無影響,另一方面是想要收藏,所以這當然會影響到香港電影。

蘇致亨:盜版就是現在大家線上看的,我們介紹是錄影帶的時期,那錄影帶的時候,臺灣電影就有幾波很奇怪的高峰,那為什麼這時候突然掀起一波高峰?發現有很多是錄影帶電影,就它根本沒有在院線上映,只是為了要發行錄影帶,要先取得電影片執照。實質上是在發行錄影帶來賣錢,但他還是為了要發行錄影帶去申請電影執照。其實盜版這種事情在各個時代都有,當然會造成電影的波動或影響到電影開始去拍攝更高規格的,發揮他們各自特性。

Q:隨著越來越多不管是台灣演員參與香港電影的製作,或是香港演員出演台灣影劇,似乎現在香港及台灣的交流互動又多起來,這會不會成為未來的一種趨勢?

蒲鋒:以目前來說其實幕前人員並不多,但幕後其實許多香港人都已經來到台灣發展,我想未來也會有更多香港人到台灣影業發展,但市場或是人員之後會有很深的密切交流嗎?我並不認為,以政治層面來看就會有阻礙,但也無不可能,其實台灣與香港的合作容易都是可以克服的。

蘇致亨:臺灣跟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以反抗帝國唇齒相依,過去反抗國民黨政府的殖民,然後現在是共產黨政府,迫使兩邊在相似的結構位置下,我們會有這個結構去團結,或者臺灣現在各個學校都要推英語教學,而那時香港老師的逃難潮,兩邊剛很好match。以影視產業來講,市場還只是一個最大的區域的情況下,其實臺灣的影視產業最想合作的當然還是跟日本、韓國跟泰國,他們可以幫助我們打入國際市場,所以說臺灣人開始越來越不想要被所謂華語圈給綁住,大家現在都希望打入國際賽,在這個情況下香港演員的優勢是不是有像以前一樣?就某程度上是政策下讓我們團結。但是在現在這個情況下,對於臺灣人來講,到底香港影人的獨特貢獻在哪裡?目前看起來可能是語言,以前這是可以前進中國市場的跳板,但現在如果是在國際市場的情況下,可能是為自由、進步、價值、理念而進行的團結,而不是其他的原因。

Q:近期香港電影逐漸降低,多少程度上會跟香港的政治局勢有關係?另外,與最近「周處除三害」這部電影也在中國大賣,是否會讓香港電影也會有變化?

蒲鋒:周處除三害並不會成為一個常態,就像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爆紅的電影或電視劇。因為中國大陸會有一個強烈的控制狀態,這是特殊的案例並不能成為常態。香港的影業1990年代中就開始衰弱,不完全與從業人員相關,其實是和世界局勢有關,七零到八零年代香港是全亞洲,除了日本以外最自由的地方,但隨著民主化香港的優勢已經回不去了。其實有些商業電影也賣的很多、很好,但是卻是放棄了很多自己的堅持才能夠有那樣的成積,歷史無法回顧,也無法再回到過去。

蘇致亨:政治上當然會有影響,市場的開放、競爭、審查上都會去影響到電影的表現,跟整個產業上的興衰。「周處除三害」的案例,或者說這個中國市場要怎麼看待這件事情,資本市場基本上,就是說這個跟臺灣資金過去帶給香港的衝擊一樣,中國資金也是一樣,老實說他們就是賺利潤,所以很多都會有這種養套殺的過程。現在有很多,騰訊也要出幾億來叫臺灣的影視產業拍東西,然後說可以賣到中國去,一直以來都有這樣子的情況,他把你養大,最後不得不依賴他的時候,再藉此來收編。但當然這都是市場上的行為,可我們如果有基於國族認同,覺得這樣子是不行的話,或是這樣子是應該禁止的話,我覺得大家都會對這件事情多少會有警覺。我去中國拍片,我也不一定能夠所有東西都結匯,如果想從中國出來的話,我也不是所有錢都能帶走,所以就這件事情確實就是一個勾引的競合關係這樣子。

最後,張時健老師提到香港大學的朱耀偉老師講過「一個在香港作為一個方法」,曾經香港為word station city,全世界的亞洲城市,到現在我們可以去想像20182019年香港,比如說有過去歷史的自由,它不斷想要確認自己曾經有過的那個位置,以及現在還能不能再這樣,這都是還可以再思索的問題,那臺灣相對香港,我們能不能繼承,或是需要發展我們另外一個可能性,也是我們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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